在蔡彬案，检方对19套房的认定，为蔡彬说不清房款来源的房产起了漂白作用，发生这种情况，即使不说是滥用疑罪从无原则，至少也是误用。

但中国司法系统中过度强调打击犯罪的价值观念使得司法人员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宽证明标准，而且在证据不足时担心疑罪从无会放纵犯罪，所以多采用疑罪从轻的处理办法。无罪证据不能进入诉讼程序，有罪证据无论真假都可以在诉讼中畅通无阻。

把倾向性鉴定结论误读为确定性鉴定结论，如滕兴善案中使用了颅相重合来辨认死者的身份，但最后的结果是亡者归来，被害人实际上没有死亡。这其中的民意其实有不同的情况，包括被害人或其家人所代表的民意，也包括情节恶劣的犯罪行为所引发的民愤，还包括当事人或其亲属上访所表达的民意。第一个误区是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这种侦查模式的问题就在于先抓人、后取证，很容易导致错案。比如八年前重判的湖南滕兴善案，是一个亡者归来的错案，这种侦查模式的问题体现得很充分。

上个世纪中国的刑事侦查水平也比较低，如滕兴善案中用毛发来辨认血型并作为重要证据的做法，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血型相同是一个种属认定，不能作为充分证据。第三是先入为主的片面取证。[1]换言之，由作为财产权的基本权而保护的各种权利，在其具体存在和塑造方面依赖于立法者的规整。

因此，下文将介绍《德国基本法》对私有财产权保障的做法，并分别考察我国《宪法》以及《澳门基本法》对于私有财产权提供的保障，如何影响行政法，期能对我国大陆和澳门未来有关私人财产权的立法和执法提供镜鉴。如土地不可增多也不可或缺这一事实，禁止将它的使用完全置于自由势力不可预计的操控和个人的任意。而且《宪法》第13条第3款对征收征用的授权，和《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3款也颇为相似。在一定情形之下组织听证会，并根据听证修改方案。

理由在于：从《澳门基本法》第25至42条对澳门居民各种基本权利的规定来看，与我国宪法类似，基本法对居民权利的保护同样是原则，而限制同样是例外，那么从中也能得出，限制居民的基本权利，必须遵循比例原则。（一）比例原则对立法划定私有财产权的制约 《德国基本法》并未明确规定比例原则，这一原则虽已因为宪法法院的实践而构成了宪法教义学的重要成分，但长期以来，从宪法中得出这一原则的方式，也不很让人满意。

故此，立法者要遵守比例原则，必须为了实现合法目的是适合、必要、和它所追求的目的并非处于失调的关系。符合目的解释标准的也只有第二种理解，因为如果第13条第3款是要授权国家自由决定征收，这一条款就根本不必通过修宪加入宪法，在没有这一条款的时候，国家同样自由决定征收的问题。而从该款的文义上看，宪法保障所针对不仅仅是具体行政行为，而且还包括对立法的制约：有关征收征用的立法必须出于公共利益需要，并且必须规整补偿问题。而所有权对象的社会联系越强，如对生产数据，立法者的塑造空间越大。

此外，鉴于基本法在澳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在基本法生效之后，有关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理当符合基本法的要求，在可能的各种解释中，应选择符合基本法要求者，以便从符合基本法的角度理解和操作有关制度，在有关法律条文不能解释得符合基本法时，则需要根据基本法第145条第1款处理。宪法第33条第2款强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宪法基本权利作为仅随总纲之后的位置，显示出我国法秩序将保障基本权利，而非限制基本权利置于优越地位。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22]由于12/92/M号法律第12条第3款明白承认，当法律或规章抽象宣告某类财产具有公益用途时，此类抽象宣告须有行政行为来落实和细化，之后才对特定财产产生效力，因而征用可被视为一种行政程序。

这也对应了原则性规范的特点——原则作为最大化要求，其要求之实现不是例外，而是常规，或者反过来说，对原则的限制不能超过必要限度。新近的努力试图从常规与例外关系出发，认为自由权和对它的限制之间的关系，根据基本法，遵循了动态的常规－例外模式，在此，个人自由被作为常规，对它的限制作为例外，因为基本法既未明确，又未终局地规定何时出现例外，因此保障自由和限制自由的关系是动态的。

征收只能经由法律或根据法律发生，其规定赔偿的种类和程度。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相关法制的比较，不是为了简单照搬别国做法，而是为了在了解别国经验的前提下，考察有无借鉴他国做法的可能性。

[19]前引拉伦茨书，第217页。[18] 对有关法律法规进行适用时，也必须做符合比例原则要求的解释，因为法律解释的合宪性，要求在多数解释中，应始终优先选用最能符合宪法原则者。对于法院来说，不得允许名义上赔偿，但也不要求完全符合交易值的赔偿，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要取决于被征收的所有权多大程度上是自己工作的产品，多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国家措施或偶然事件。[28]范剑虹：《论澳门基本法第6条与第103条中财产权的保护、限制与征用》，载于《海外法学》，第1期，2006年。从基本法中的比例原则出发，还可以为学者对12/92/M号法律中公益的理解提供支持，更有据地回答重整计划是否专指政府规划的，抑或包括私人开发商的？[31]既然通过征收干涉澳门居民私有财产，必须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以适合并必要的手段达成与手段对称之目的，相比由私人提出的重整计划，由政府规划的重整计划，在制定方面更为慎重，对私人财产的干涉也就更为轻微，因而需将重整计划理解为仅限政府制定者。从我国宪法规范来看，公民享有基本权利是常规，而基本权利受限是例外。

参见张千帆：《城市土地国家所有的困惑与消解——重新解读宪法第10条》，载于《中国法学》，第3期，2012年。但是如果如本文所做的那样，现行法律框架能够容纳他国做法的可能，那么应该明确这种做法何以成立。

三是适合性要求：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如果不能达到其所追求的目的，是违宪的，因为如果允许任何无意义却限制基本权利的措施，对基本权的限制同样会成为常规。两个地方政府对条例执行所发布的通知中，[20]都要求调换房屋不得低于最低面积标准，可以看做是在对条例第21条两种可能解释（调换房屋不做面积要求和做面积要求）之间，选择更利于被征收人从而使征收决定对其干涉更轻的解释，符合合宪解释的要求。

二、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 我国《宪法》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那么，我国《宪法》对私人财产权的保障，有没有构成类似《德国基本法》那样对立法的制约呢？实际上，比例原则已经在我国法律中得到广泛承认，[13]但是，如果能够从我国《宪法》中，得出具有宪法位阶的比例原则，并明确宪法对征收的要求，将会对立法提供确切的指针。

[26] 该法第2条第1款规定：在不妨碍下款规定，经试尽以私法途径取得的可能后，方可行使征用。[17]余凌云：《论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载于《法学家》，第2期，2002年。如果可以期待自由流通，或规划可以在公有地上实现，或部分征收（如设定物上负担）足以实现目的，那么征收是不必要的。第三，从各个宪法（性法律）中所得出的比例原则，与直接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宪法（或宪法性法律）条文，共同构成了对财产权立法的制约。

而且《澳门民法典》第1232至1234条也规范了对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由此，澳门已经拥有比较完善的、深受葡萄牙源流影响的、对征收从（宪法性法律之外的）法律层面加以限制的制度体系。此一比例原则，也在我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简称条例）中得以彰显。

[16]蔡定剑：《宪法精解》，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88页。[6]在立法者根据第1款第2句立法，规定财产权的内容和限制时（这种限制并非外来和事后的，而是一开始就是财产权定义的成分），这一规整界定了新的财产权，却可能构成对根据（修法之前）旧法而存在的财产权的限制。

当然，这不意味着给付尽可能高的征收补偿，而是在公正补偿的范围之内，考虑如何尽可能轻微地干预被征收人，对于公正补偿的标准，参见张千帆，《公正补偿与征收权的宪法限制》，载于《法学研究》，第2期，2005年。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第二，例外将被看作对常规的过度排斥，如果例外所追求的利益并未超过常规的利益。第四，确定征收之赔偿必须公正地权衡公众与当事人的利益。参考不意味着一定能够效仿，而是需要结合我国大陆和澳门的实际情况来探讨。[4]但是，一定的塑造排除了其他的塑造方式，就此而言也会构成对基本权的限制。

只有为了公共福祉才允许征收。摘要: 宪法规范的内涵应予挖掘，以便控制立法。

[29]这正说明了，1980年颁布的第6/80/M 法律（土地法）中所规定的出售土地、无主土地、土地实效取得等制度，与基本法第7条之规定（土地除特区政府成立之前依法确认为私有者外，属国家所有）相冲突，因此由立法会通过《回归法》处理，该法第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有关土地所有权的规定，按《基本法》第7条解释，该法附件三将《土地法》中出售土地的条款不采用为特别行政区的法律。所以，第13条第3款对国家的征收构成了制约，使得征收必须符合该款所列的前提条件。

参见马耀霖：《论一国两制下的澳门土地制度》，载于《基本法研究》第2期，2009年。如修改核能法的目的是结束对核能的商业运用，但对于运营中的核能设施则规定了剩余运营时间。